全球胜任力与全球治理多学科青年对话论坛参加者 鲁浩锦

阳光透过绿叶的缝隙，洒下点点碎金。刚考完口语考试的我，心中怀着一份期待与紧张。今天，我要参加全球胜任力与全球治理多学科青年对话论坛，作为小组代表进行青年对话交流。

来到会场，这里已经聚集了来自不同队伍的同学。大家或是低声讨论，或是默默准备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认真而热烈的氛围。我们队伍的研究主题是“会说英语才能被听见吗？国际视域下的算法殖民与语言主权”。c

分享时，我从一个生活中的困惑切入：为什么我们出国、上网、甚至使用智能设备时，英语几乎成了默认的“通行证”？我试图向大家揭示这背后的“算法殖民主义”——一种通过技术标准、数据垄断与算法逻辑形成的新型文化霸权。我谈到数字时代国际语言秩序如何被算法权力重构，谈到语言数据主权缺失对国家文化安全的威胁，也谈到中文智能技术发展面临的“卡脖子”困境。

我从历史维度追溯了“英语霸权”的形成——殖民扩张的遗产，及战后世界体系的“中心—边缘”结构。接下来，我借用布迪厄的“文化资本”与“符号暴力”理论，分析了英语优势如何通过看似中立的机制被维持和再生产，并提出了功能分离、制度配重、长期投资三条路径，以及中国在技术、制度、学术层面的具体实践。

发言结束，会场不约而同地响起掌声，我也迎来了老师对分享内容的点拨。

第一位老师认为，尽管我们队伍在准备阶段认为切入点已足够小，但实际上研究方向依旧太大：语言的影响因素太多，变量太多，应该再聚焦于一个更小的点切入。

接着，另一位老师问道：在计算机兴起之前，主导语言是荷兰语、西班牙语、法语吗？语言主导权的更替，是不是一个更长的历史周期现象？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。

我不禁有一种被击中要害的清醒。老师们的话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，精准地剖开了我们思考中的盲点。

是啊，我们太想把所有想到的东西都塞进去了。历史、社会机制、技术路径、中国方案、全球视野……每一个点都舍不得放弃，结果反而让最重要的声音淹没在了信息的洪流里。

我开始重新梳理：我们真正想回答的问题是什么？其实很简单——“不说英语，还能被世界听见吗？”我的答案是“能”。但这个“能”需要什么样的条件？需要怎样的制度设计？需要中国做什么、世界做什么？这些也许应该分开来讲，而不是搅在一起。

老师提到的历史维度也让我深思。英语不是第一个全球性语言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语言权力的更迭背后，是技术、经济、军事力量的变迁。那么，今天我们谈论“算法殖民”，究竟是在谈论一个全新的现象，还是古老权力逻辑在数字时代的翻版？这个问题值得我继续追问下去。

离开会场时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。虽然发言并不完美，但我们还是获得了优秀学术海报奖，而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。因为我知道，这些问题不是否定，而是方向。它们告诉我，我们的思考还需要更聚焦、更清晰、更有历史纵深感。作为一名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专业的学生，我越发意识到，这个专业所培养的是在复杂的全球议题中找到真问题的能力，在纷繁变量中抓住要害、在多元声音中守住立场的思维方式。算法殖民与语言主权，实则关乎每一个非英语国家在数字时代的生存与尊严，这正是全球治理绕不开的深层结构问题。

我想，学术的道路大概就是这样，在一次次的提问与反思中，不断打碎自己，再重新拼起来。我更加明白，要真正“被听见”，首先不是急于给出答案，而是要学会如何精准地发问。